Nirvana 如何善終

及至一九九○年，全球半數死亡人數是由慢性疾病造成；二○一五年時，比例已升至三分之二。在富有國家，約三分之一是在醫院或照護機構中死亡；六十五歲之後死亡的美國人，近三分之一曾在死前三個月內待過加護病房，近五分之一在最後一個月曾接受手術。

如此積極的醫療介入，可能會讓親人朋友十分痛苦。

為何醫生不相信「生前預囑」

在醫院死亡的癌症病患，通常會比死在家中或臨終照護機構的類似病人，承受更多痛苦、壓力和憂鬱；家屬較有可能與醫生和其他家屬產生爭執，也較可能受到創傷後壓力症和長期悲傷所苦。最重要的是，人似乎不想要這種醫療化的死亡。

對有些死亡來說，悲慘無可避免。人在健康時想要的死亡方式，很可能會在死亡到來時改變（這也是醫生不太相信「生前預囑」指示的原因之一）。

病人常會接受不符他們想法的劇烈治療──醫生並未討論病人的偏好、或並未確定病人明確了解預後狀況，即依照他們所受的訓練，窮盡「一切可能」。

《經濟學人》曾經呼籲「醫助死亡」合法化，讓心理狀況合宜的臨終病人，可以選擇在醫生的協助下結束生命。但死的權力只是改善臨終照護的其中一環。想讓人擁有他們想要的死亡，應採行幾個簡單措施。

我們需要更多緩和照護。除了緩和疼痛外，也要為臨終病人提供諮詢。研究顯示，向晚期癌症病患同時提供臨終照護和常見的治療，不但可以減少苦痛，還能延長生命。

醫病之間討論死亡也是必要的。美國著名醫師作家葛文德的「重病談話指南」是相當好的起點，那是簡短的問卷，目的為確知臨終病人對自身狀況的理解程度，並了解他們在生命盡頭到來時的目標。醫療系統應對重病的方式也已開始轉向。大部份的慢性病照護應該完全移出醫院，部份醫療資金應該轉往社會支持。

醫生和醫院的財務誘因也需要改變。成本並非阻礙，因為獲得充足資訊、積極參與的病患，選擇無用治療的機會也較低。溝通不良常造成醫療訴訟，這也可以減少醫生被告的機會。

更好的死亡代表更好的人生，直到盡頭也不例外